GOOD DESIGN AWARD自1957年由日本通商產業省（商業部）以「優良設計商品選定製度（Good Design Selection System，俗稱G Mark制度)」為基礎創辦以來，一直持續地進行表彰「優良設計」的活動。在這60餘年間，社會和我們需要應對的課題在不斷變化，隨之而來對設計的要求也一直在改變。及至當下，我們需要應對的課題以及對設計的要求仍舊是瞬息萬變。
GOOD DESIGN AWARD在時代變遷中靈活應變。它的進程更被視為代表日本設計和產業發展的「風向標」。在此，我們將賽事發展歷史與當時的社會狀況以及各種指標相對照，分為五個階段來探究當時日本的設計和產業界都有怎樣的里程碑事件，今後又將何去何從。

第一階段 復活的時代

改變意識所必須的設計

「G Mark制度」創設於1957年。設立契機可以追溯到8年前的1949年。當時的日本還未簽署舊金山條約（1952年），仍處於GHQ（駐日盟軍總司令）的管制之下。當年，英國通過GHQ就日本出口紡織品設計剽竊問題提出抗議，此後，美國、德國等發達國家也相繼批評日本出口產品的設計模仿問題，並影響到外交層面。針對這一情況，日本政府實施了出口檢查以及出口設計專利登記·認定等制度。這些制度雖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從政府層面到民間企業都認為應該鼓勵原創設計以根除模仿陋習。於是，1956年，在特許廳（專利局）內設置了「意匠獎勵審議會」。
此時，基於英國的「設計將有助於經濟復興和貿易發展」的觀點，設立產業設計協議會（COID），並開始實施優良設計商品評選等措施。此舉引來各國的爭相效仿。日本也不例外，有識之士結盟並開始舉辦各類活動：如設計的國際交流，與百貨店合作的優良設計商品展示，在美術館舉辦的設計展覽等。
兩相影響，1957年，意匠獎勵審議會內部成立了「優良設計專門分科會」，以建築師坂倉准三為評審委員長的42位評審委員參與實施「優良設計商品選定」制度。GOOD DESIGN AWARD就此拉開了序幕。
當時，「設計」一詞尚未普及，大多數企業也並不重視。據說評審委員們甚至需要親自上街發掘「優良設計」。儘管評選過程需要付出大量的體力和精力，但是基於「要令本國產業和生活向前發展，設計是不可或缺的」這一強烈信念，選定製度得以成長壯大。
與此同時，日本企業也開始相繼設置專門進行設計的部門。松下電器產業（現·Panasonic）在1951年組建設計部門，東京芝浦電器（現·東芝）在1953年成立意匠課。此後，更多企業相繼在企業內開設設計部門，招收企業內部設計師。
1963年，在各企業逐漸導入並實踐設計的大背景下，創設七年的「G Mark制度」開始採用「公開募集」的形式。而制度本身，也由當時的主辦方日本通商產業省逐步完善，使「為振興出口開展設計」這一初始目標變得更為具體。
當時的日本出口商品因堅持「如果功能相同，就要追求更高品質和更低價格」的方針贏得市場。相對於「追求原創性」，企業在設計實踐中更注重的是「通過設計對製造精益求精」。為此，G Mark制度的評審也從1967年開始引入品質檢查，向追求「商品綜合品質」的方向轉換，「G Mark」逐漸成為評價「高品質商品」的標準。
另一方面，當時的經濟環境以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為契機，開始了消費主導型的「伊奘諾景氣（指代1965年11月到1970年7月期間的經濟高度成長期）」。在改善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被稱為新三大神器的汽車、空調、彩電等得以廣泛普及。這是日本邁向經濟大國發展的成長期，而且長期的貿易赤字也在此期間得以扭轉。

第二階段 日本原創的時代

著眼於心靈富足的日本原創和國際化

70年代，隨著經營者們對設計的認識不斷深入，G Mark的民眾認知度也超過了65%，成果顯而易見。與此同時，1969年，綜合設計推廣機構、財團法人日本產業設計振興會（現·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設計振興會，後文「設計振興會」）成立，並於1970年從日本商工會議所獲得G Mark商標權的專屬授權，於1974年受通商產業省委託接管G Mark評選業務，此後，由設計振興會專營主管所有事宜。
當時的經濟環境雖然在石油危機的影響下曾有一時的衰退，但整體表現穩步向好，貿易量也有所增加。另外，正如1970年大阪世博會的召開所象徵的那樣，日本開始被要求對國際社會有所貢獻。 隨之而來的是經濟、產業政策由當時的生產至上主義、出口貿易為主轉為關注國民生活品質的提高。70年代後半，面對「從今往後應該追求心靈的富足，還是繼續物質富裕？」這樣的問題，更多人選擇前者，這意味著設計的主題不再是單純的物理性填補帶來的效率和便利性的提高，而是針對人們內心潛在的「想要生活滋潤」這一欲求，能給出怎樣的解決方案。
在這樣的環境下，索尼於1979年推出隨身聽（Walkman），1980年推出顯像管電視（Profeel），本田技研工業則在1981年推出思迪（City），1983年推出思域（Civic），在世界範圍內具有高號召力的產品陸續面市。在這一時期，由於設計開始關注「心靈富足」，所謂「日本原創」的產品也如雨後春筍般嶄露頭角。
在G Mark制度中，為了表彰那些引領時代的尖端設計，於1977年設立特別獎以表彰「各部門（類別）的大獎」，1980年設置了「Good Design Grand Award」以表彰能夠象徵表率當年度設計的對象。另外，在1975年，德國的博朗公司以及荷蘭的飛利浦公司報名參加，制度本身也開始國際化。在「綜合提升生活品質」的目標驅使下，G Mark制度於1984年將評審對象擴大至「所有工業產品」。在家電等消費產品領域不斷湧現「優良設計」，人們對於產品的意識不斷提高，個人生活品質也隨之得以充實提升。但是，當時的勞動、醫療以及教育等公共環境的狀況則不容樂觀。G Mark制度提出「綜合提升生活品質」這一目標，並推動各行各業更為積極地導入「設計」。
通過擴展設計對象以擴大設計市場的同時，也形成一個契機，令以往在個人消費產品中累積的設計方法得以發展並應用到新的領域。各行各業的專家也被引進到評審委員會中，由此G Mark制度變得更加開放。

第三階段 價值變化的時代

價值觀的變化和作為GOOD DESIGN AWARD的再出發

80年代「征服」世界的日本原創產品引發貿易不均衡，引起了以美國為中心發動的「壓制日本（Japan Bashing）」的一系列貿易摩擦問題。另一方面，日本國內則處於以不動產投機為代表的泡沫經濟狀態。此次泡沫經濟在1991年開始崩盤。這使得人們開始懷疑此前的價值觀是否正確。引人深思的事情並不止於此。1995年發生的阪神·淡路大地震，高速公路和建築物的倒塌損毀給人們帶來巨大的心靈衝擊。同年，還發生了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世界範圍來說，1991年蘇聯解體和2001年美國遭受的恐怖襲擊事件，安然事件等。一連串的事件令我們不得不對迄今為止深信不疑的事物提出質疑，並催生出「必須重新思考什麼是最重要」的意識。
另一方面，歐美的設計先進國出現了積極應對地球環境問題等的新設計潮流。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簽署，令「環保」、「通用」、「可持續」等單詞在設計領域頻繁出現。以此為背景，G Mark制度也以「日本設計應該致力於引領國際先進水準」為新的目標，提倡「交互設計（能夠與使用者對話的設計）」、「通用設計（使用時沒有差別的設計）」、「環保設計（考慮地球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設計）」，並於1997年新設了與之相對應的三個特別獎項，更為直接地促進這幾個方向的設計發展。
與此同時，也對G Mark制度本身進行了重新規劃。由於制度當初「促進產業界積極導入設計」這一目標已基本達成，大家開始探討「如果持續實施此獎項，它需要擔負的責任是什麼」。經過討論，以政務精簡為背景，由通商產業省主辦的「優良設計商品選定製度」在1997年終止，翌年1998年由日本產業設計振興會主辦的「GOOD DESIGN AWARD」實現了新生（民營化）。
從「選定」到「獎」，評審標準也大幅度轉向為「表彰並推薦優點」，並將活動重心轉移到「發現好的設計，將之傳達給社會」。其中一點就是把此前只對相關人員開放的會場在評審結束後向一般民眾開放。另外，把設計的概念從「產品」領域廣泛擴展，新設了積極表彰向新領域發起挑戰的設計的「新領域設計部門」（1999年），以信息或者媒體本身為設計對象的「傳達設計部門」（2001年）。
在這一時期，隨著社會整體價值觀逐漸發生變化，GOOD DESIGN AWARD本身也應時代變化而積極改變。

第四階段 價值多樣化的時代

信息的變化以及GOOD DESIGN AWARD軸心的改變

進入21世紀以來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急速發展。2000年之後，隨著網路的普及，網路普及率從1997年的9.2％急速發展到2005年的超70％。此外，手機簽約台數也從1996年的867萬台發展到2005年的近10倍的8577萬台。ICT的發展激化了商業世界國際化進程。GOOD DESIGN AWARD也在2000年開始接受網路報名，來自海外的報名件數逐年遞增。基於這種趨勢，GOOD DESIGN AWARD的「鼓勵優良設計」的活動不僅在日本國內，尤其以亞洲地區為中心的海外得以積極擴展。2003年開始連續三年舉辦了表彰東南亞各國設計的「GOOD DESIGN AWARD·ASEAN Design Selection）」。2008年開始協助泰國開設新的國家級設計獎項「Design Excellence Award」，並進行評審委員互派等制度合作。另一方面，以GOOD DESIGN AWARD誕生50周年為契機，在歐洲參加了義大利的米蘭國際傢具展。由於展覽反響極佳，到2009年連續舉辦了3次。
ICT帶來的不僅僅是國際化。通過ICT，我們得以從各種各樣的信息源取得信息，任何人都有可能面向全世界發出信息。不只是媒體，在一般生活者的發言也開始具備很大影響力的同時，我們也能夠更輕易地接觸全然不同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多樣化的價值觀。
另一方面，在國際化和多樣化價值觀交匯混雜的時代，人們開始關注並討論設計所應擔負的責任。我們也多次探討未來設計的責任，並在此基礎上規劃GOOD DESIGN AWARD的賽事重點和形式。在2008年，從以往的「從產業界視角進行評審」的方針轉為「以近未來生活者的視角（從供給方轉為需求方）」，進行了重大改革。隨後將評審對象由原來的各類別新編為「身體·生活·產業·社會」四個領域。新設「Good Design Sustainable Design Award」（2008年）、「Good Design Frontier Design Award」（2009年）等並重新構建了獎項構成。另外，審視GOOD DESIGN AWARD需要長期面對的根本性主題，提出以「人性（Humanity）·真實（Honesty）·創造（Innovation）·魅力（Esthetics）·倫理（Ethics）」五個關鍵詞作為GOOD DESIGN AWARD的理念。
ICT的發展不僅促進了國際化發展，也令我們和信息的關係發生了變化並帶來了價值觀的多樣化。GOOD DESIGN AWARD本身則是從「供給方的理論（視角）」這一軸心轉換為「需求方的理論（視角）」，從生活者角度觀察處於各種關係性下的事與物。

第五階段 共享的時代

現在，什麼是好的設計？

在2000年代急速發展的ICT進一步加速，現在一切物件似乎都將被網路連接起來。國際化的進程也穩步向前。GOOD DESIGN AWARD繼2008年的泰國「Design Excellence Award」，更在2012年攜手印度開始了「India Design Mark, I Mark」，2014年攜手新加坡開始了「Singapore Good Design Mark, SG Mark）」，全面擴大國際合作範圍。
另一方面，隨著社交網路服務的出現以及雲技術的進步，信息之間也可以被連接並共享。信息共享的趨勢以開源開發或創新實驗室（Fab Lab）的形式進化，在現實世界裡共享·合作，開始成為驅動社會的原動力。在GOOD DESIGN AWARD里，如何建立共享·合作的賽事結構也是我們需要考慮的課題之一。作為其中一環，我們於2013年開始導入參賽者和評委可以直接共享信息的「對話型評審」。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發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2011年的東日本大地震。不幸地發生了很多超出我們預計的事情，更帶來了巨大的傷亡損失。地震之後，超市和便利商店的櫃檯上，各種商品被一搶而空，夜晚也陷入了一片黑暗。
親眼目睹了這一切的人們開始思考「現在，我們能做什麼」以及「現在，真正必須的是什麼」。一個很大的價值觀的轉換就在此時此刻發生。這也成為GOOD DESIGN AWARD再次思考「究竟什麼是好的設計？」這一詰問。雖然GOOD DESIGN AWARD至今為止也經常反問「什麼是好的設計」，但是，在價值觀轉變的當下，正是再度思考「Good以及GOOD DESIGN AWARD的再定義」的最佳時機。
近年來，在設計本身發生變化的同時，社會大環境中的設計存在方式也大幅改變。當我們身邊的物件開始漸漸不再具備「形態」，與之相對的，在生活中，「服務」、「系統」這類的「功能」益發重要。設計，能夠幫助人們更為入微地把握環繞自身的環境狀況，其「環境中的媒介」這一功能開始展現。今後，從這些角度來把握設計意義的需求將會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