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 DESIGN AWARD自1957年由日本通商产业省（商业部）以“优良设计商品选定制度（Good Design Selection System，俗称G Mark制度)”为基础创办以来，一直持续地进行表彰“优良设计”的活动。在这60余年间，社会和我们需要应对的课题在不断变化，随之而来对设计的要求也一直在改变。及至当下，我们需要应对的课题以及对设计的要求仍旧是瞬息万变。
GOOD DESIGN AWARD在时代变迁中灵活应变。它的进程更被视为代表日本设计和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在此，我们将赛事发展历史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各种指标相对照，分为五个阶段来探究当时日本的设计和产业界都有怎样的里程碑事件，今后又将何去何从。

第一阶段 复活的时代

改变意识所必须的设计

“G Mark制度”创设于1957年。设立契机可以追溯到8年前的1949年。当时的日本还未签署旧金山条约（1952年），仍处于GHQ（驻日盟军总司令）的管制之下。当年，英国通过GHQ就日本出口纺织品设计剽窃问题提出抗议，此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相继批评日本出口产品的设计模仿问题，并影响到外交层面。针对这一情况，日本政府实施了出口检查以及出口设计专利登记·认定等制度。这些制度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政府层面到民间企业都认为应该鼓励原创设计以根除模仿陋习。于是，1956年，在特许厅（专利局）内设置了“意匠奖励审议会”。
此时，基于英国的“设计将有助于经济复兴和贸易发展”的观点，设立产业设计协议会（COID），并开始实施优良设计商品评选等措施。此举引来各国的争相效仿。日本也不例外，有识之士结盟并开始举办各类活动：如设计的国际交流，与百货店合作的优良设计商品展示，在美术馆举办的设计展览等。
两相影响，1957年，意匠奖励审议会内部成立了“优良设计专门分科会”，以建筑师坂仓准三为评审委员长的42位评审委员参与实施“优良设计商品选定”制度。GOOD DESIGN AWARD就此拉开了序幕。
当时，“设计”一词尚未普及，大多数企业也并不重视。据说评审委员们甚至需要亲自上街发掘“优良设计”。尽管评选过程需要付出大量的体力和精力，但是基于“要令本国产业和生活向前发展，设计是不可或缺的”这一强烈信念，选定制度得以成长壮大。
与此同时，日本企业也开始相继设置专门进行设计的部门。松下电器产业（现·Panasonic）在1951年组建设计部门，东京芝浦电器（现·东芝）在1953年成立意匠课。此后，更多企业相继在企业内开设设计部门，招收企业内部设计师。
1963年，在各企业逐渐导入并实践设计的大背景下，创设七年的“G Mark制度”开始采用“公开募集”的形式。而制度本身，也由当时的主办方日本通商产业省逐步完善，使“为振兴出口开展设计”这一初始目标变得更为具体。
当时的日本出口商品因坚持“如果功能相同，就要追求更高品质和更低价格”的方针赢得市场。相对于“追求原创性”，企业在设计实践中更注重的是“通过设计对制造精益求精”。为此，G Mark制度的评审也从1967年开始引入品质检查，向追求“商品综合品质”的方向转换，“G Mark”逐渐成为评价“高品质商品”的标准。
另一方面，当时的经济环境以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为契机，开始了消费主导型的“伊奘诺景气（指代1965年11月到1970年7月期间的经济高度成长期）”。在改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被称为新三大神器的汽车、空调、彩电等得以广泛普及。这是日本迈向经济大国发展的成长期，而且长期的贸易赤字也在此期间得以扭转。

第二阶段 日本原创的时代

着眼于心灵富足的日本原创和国际化

70年代，随着经营者们对设计的认识不断深入，G Mark的民众认知度也超过了65%，成果显而易见。与此同时，1969年，综合设计推广机构、财团法人日本产业设计振兴会（现·公益财团法人日本设计振兴会，后文“设计振兴会”）成立，并于1970年从日本商工会议所获得G Mark商标权的专属授权，于1974年受通商产业省委托接管G Mark评选业务，此后，由设计振兴会专营主管所有事宜。
当时的经济环境虽然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曾有一时的衰退，但整体表现稳步向好，贸易量也有所增加。另外，正如1970年大阪世博会的召开所象征的那样，日本开始被要求对国际社会有所贡献。 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产业政策由当时的生产至上主义、出口贸易为主转为关注国民生活品质的提高。70年代后半，面对“从今往后应该追求心灵的富足，还是继续物质富裕？”这样的问题，更多人选择前者，这意味着设计的主题不再是单纯的物理性填补带来的效率和便利性的提高，而是针对人们内心潜在的“想要生活滋润”这一欲求，能给出怎样的解决方案。
在这样的环境下，索尼于1979年推出随身听（Walkman），1980年推出显像管电视（Profeel），本田技研工业则在1981年推出思迪（City），1983年推出思域（Civic），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高号召力的产品陆续面市。在这一时期，由于设计开始关注“心灵富足”，所谓“日本原创”的产品也如雨后春笋般崭露头角。
在G Mark制度中，为了表彰那些引领时代的尖端设计，于1977年设立特别奖以表彰“各部门（类别）的大奖”，1980年设置了“Good Design Grand Award”以表彰能够象征表率当年度设计的对象。另外，在1975年，德国的博朗公司以及荷兰的飞利浦公司报名参加，制度本身也开始国际化。在“综合提升生活品质”的目标驱使下，G Mark制度于1984年将评审对象扩大至“所有工业产品”。在家电等消费产品领域不断涌现“优良设计”，人们对于产品的意识不断提高，个人生活品质也随之得以充实提升。但是，当时的劳动、医疗以及教育等公共环境的状况则不容乐观。G Mark制度提出“综合提升生活品质”这一目标，并推动各行各业更为积极地导入“设计”。
通过扩展设计对象以扩大设计市场的同时，也形成一个契机，令以往在个人消费产品中累积的设计方法得以发展并应用到新的领域。各行各业的专家也被引进到评审委员会中，由此G Mark制度变得更加开放。

第三阶段 价值变化的时代

价值观的变化和作为GOOD DESIGN AWARD的再出发

80年代“征服”世界的日本原创产品引发贸易不均衡，引起了以美国为中心发动的“压制日本（Japan Bashing）”的一系列贸易摩擦问题。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则处于以不动产投机为代表的泡沫经济状态。此次泡沫经济在1991年开始崩盘。这使得人们开始怀疑此前的价值观是否正确。引人深思的事情并不止于此。1995年发生的阪神·淡路大地震，高速公路和建筑物的倒塌损毁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心灵冲击。同年，还发生了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世界范围来说，1991年苏联解体和2001年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事件，安然事件等。一连串的事件令我们不得不对迄今为止深信不疑的事物提出质疑，并催生出“必须重新思考什么是最重要”的意识。
另一方面，欧美的设计先进国出现了积极应对地球环境问题等的新设计潮流。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令“环保”、“通用”、“可持续”等单词在设计领域频繁出现。以此为背景，G Mark制度也以“日本设计应该致力于引领国际先进水准”为新的目标，提倡“交互设计（能够与使用者对话的设计）”、“通用设计（使用时没有差别的设计）”、“环保设计（考虑地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设计）”，并于1997年新设了与之相对应的三个特别奖项，更为直接地促进这几个方向的设计发展。
与此同时，也对G Mark制度本身进行了重新规划。由于制度当初“促进产业界积极导入设计”这一目标已基本达成，大家开始探讨“如果持续实施此奖项，它需要担负的责任是什么”。经过讨论，以政务精简为背景，由通商产业省主办的“优良设计商品选定制度”在1997年终止，翌年1998年由日本产业设计振兴会主办的“GOOD DESIGN AWARD”实现了新生（民营化）。
从“选定”到“奖”，评审标准也大幅度转向为“表彰并推荐优点”，并将活动重心转移到“发现好的设计，将之传达给社会”。其中一点就是把此前只对相关人员开放的会场在评审结束后向一般民众开放。另外，把设计的概念从“产品”领域广泛扩展，新设了积极表彰向新领域发起挑战的设计的“新领域设计部门”（1999年），以信息或者媒体本身为设计对象的“传达设计部门”（2001年）。
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整体价值观逐渐发生变化，GOOD DESIGN AWARD本身也应时代变化而积极改变。

第四阶段 价值多样化的时代

信息的变化以及GOOD DESIGN AWARD轴心的改变

进入21世纪以来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急速发展。2000年之后，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普及率从1997年的9.2％急速发展到2005年的超70％。此外，手机签约台数也从1996年的867万台发展到2005年的近10倍的8577万台。ICT的发展激化了商业世界国际化进程。GOOD DESIGN AWARD也在2000年开始接受网络报名，来自海外的报名件数逐年递增。基于这种趋势，GOOD DESIGN AWARD的“鼓励优良设计”的活动不仅在日本国内，尤其以亚洲地区为中心的海外得以积极扩展。2003年开始连续三年举办了表彰东南亚各国设计的“GOOD DESIGN AWARD·ASEAN Design Selection）”。2008年开始协助泰国开设新的国家级设计奖项“Design Excellence Award”，并进行评审委员互派等制度合作。另一方面，以GOOD DESIGN AWARD诞生50周年为契机，在欧洲参加了意大利的米兰国际家具展。由于展览反响极佳，到2009年连续举办了3次。
ICT带来的不仅仅是国际化。通过ICT，我们得以从各种各样的信息源取得信息，任何人都有可能面向全世界发出信息。不只是媒体，在一般生活者的发言也开始具备很大影响力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更轻易地接触全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多样化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在国际化和多样化价值观交汇混杂的时代，人们开始关注并讨论设计所应担负的责任。我们也多次探讨未来设计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规划GOOD DESIGN AWARD的赛事重点和形式。在2008年，从以往的“从产业界视角进行评审”的方针转为“以近未来生活者的视角（从供给方转为需求方）”，进行了重大改革。随后将评审对象由原来的各类别新编为“身体·生活·产业·社会”四个领域。新设“Good Design Sustainable Design Award”（2008年）、“Good Design Frontier Design Award”（2009年）等并重新构建了奖项构成。另外，审视GOOD DESIGN AWARD需要长期面对的根本性主题，提出以“人性（Humanity）·真实（Honesty）·创造（Innovation）·魅力（Esthetics）·伦理（Ethics）”五个关键词作为GOOD DESIGN AWARD的理念。
ICT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国际化发展，也令我们和信息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并带来了价值观的多样化。GOOD DESIGN AWARD本身则是从“供给方的理论（视角）”这一轴心转换为“需求方的理论（视角）”，从生活者角度观察处于各种关系性下的事与物。

第五阶段 共享的时代

现在，什么是好的设计？

在2000年代急速发展的ICT进一步加速，现在一切物件似乎都将被网络连接起来。国际化的进程也稳步向前。GOOD DESIGN AWARD继2008年的泰国“Design Excellence Award”，更在2012年携手印度开始了“India Design Mark, I Mark”，2014年携手新加坡开始了“Singapore Good Design Mark, SG Mark）”，全面扩大国际合作范围。
另一方面，随着社交网络服务的出现以及云技术的进步，信息之间也可以被连接并共享。信息共享的趋势以开源开发或创新实验室（Fab Lab）的形式进化，在现实世界里共享·合作，开始成为驱动社会的原动力。在GOOD DESIGN AWARD里，如何建立共享·合作的赛事结构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课题之一。作为其中一环，我们于2013年开始导入参赛者和评委可以直接共享信息的“对话型评审”。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不幸地发生了很多超出我们预计的事情，更带来了巨大的伤亡损失。地震之后，超市和便利商店的柜台上，各种商品被一抢而空，夜晚也陷入了一片黑暗。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人们开始思考“现在，我们能做什么”以及“现在，真正必须的是什么”。一个很大的价值观的转换就在此时此刻发生。这也成为GOOD DESIGN AWARD再次思考“究竟什么是好的设计？”这一诘问。虽然GOOD DESIGN AWARD至今为止也经常反问“什么是好的设计”，但是，在价值观转变的当下，正是再度思考“Good以及GOOD DESIGN AWARD的再定义”的最佳时机。
近年来，在设计本身发生变化的同时，社会大环境中的设计存在方式也大幅改变。当我们身边的物件开始渐渐不再具备“形态”，与之相对的，在生活中，“服务”、“系统”这类的“功能”益发重要。设计，能够帮助人们更为入微地把握环绕自身的环境状况，其“环境中的媒介”这一功能开始展现。今后，从这些角度来把握设计意义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多。